第一篇(4 / 22)

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要在“白”区同共产党人发生联系极为困难。

    共产党人的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不论在上等社会里，或者在非上等社会里，他们都是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哪怕在外国租界里，南京也有出高价雇用的侦探网在那里活动，其中有G·帕特里克·吉文斯那样热心的反共分子，他原来是上海公共租界英国警务处中主要负责侦缉共产党的人。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一九三四年南京为了酬答这个有名警察的效劳，授给他一枚宝玉勋章和大量现款作为礼物。中国为了要缉拿本国的激进青年，雇用了不少外国侦探，吉文斯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但我们推托说“没有法子”。有少数人尝试过，但失败了。这就被看成是做不到的事。大家都认为没有谁能够进了红区后活着回来的。在报纸受到象意大利或德国那样严格检查和管制的国家里，长年累月的反共宣传就有那么大的力量。

    后来，到一九三六年六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当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得到上述消息的同时，了解到我可能有办法进入红区。这需要我立即动身。机会千载难逢，不能错过。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设法打破这一已经持续了九年的新闻封锁。

    我那样做，确实是有危险的，不过后来报上发表我的死讯，说是“已遭土匪杀害”，那又太夸张了。但是多年来关于共产党暴行的恐怖故事层出不穷地充斥于中国那些领津贴的本国报纸和外国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旅途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的。说实在的，除了带着一封给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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