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4 / 21)

轻，比前线正规军年轻得多，我觉得许多头缠带血绷带的人才只十四、五岁。我看见马上一个少年，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边都有一个战友扶着，他的头上也缠着绷带，正中间有一块圆形的血迹。

    这一队少年带的步枪几乎有他们身子一般高。在他们的行中间走着的是两个匪首。一个是满脸胡须的中年农民，我不知道，他被这些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战士带着，是不是感到难为情。但是他毫不畏惧的神态，确是使人感到惊异，我想他很可能同别人一样也是一个贫农，也许在打仗时自己也有什么信仰，遗憾的是他就要被枪毙了。我问傅锦魁时，他摇摇头。

    “我们不杀俘虏的民团。我们教育他们，给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很好的红军战士。”

    红军清除了这批匪徒是件幸事，因为这为我们回保安扫清了道路我们从甘肃边界回去走了五天，第五天走了一百多里，虽然一路上见闻不少，却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回去时没有带什么战利品，只有路上买的几只甜瓜和西瓜。

    ①即傅连璋。——译注

    二

    保安的生活

    回保安以后，我又在外交部安顿下来，从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够的传记材料可以编写一本《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新的指挥员或苏维埃官员来供我访问。但是我对如何离开问题越来越感到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已作了一切准备要从南方和西方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除非我马上出去，否则就可能走不了：封锁线上的最后一道隙缝可能给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着他们给我做好动身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保安的生活仍过得很平静，你不会感到这些人是觉察到他们就要被“剿灭”的。在我住处不远的地方驻有一个新兵教导团。他们一天到晚在操练开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还演戏，每天晚上整个城里都歌声嘹亮，住在营房或窑洞里的各个部队的战士都朝着山脚下大声高唱。在红军大学，学员们一天学习十个小时，异常努力。城里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群众教育运动，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课、政治课、地理课。

    至于我自己，我过着假日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一共有两个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的一个草地上，绵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个在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长的博古家隔壁，是个硬地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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