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落 (1)(10 / 23)

、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

    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远离其同胞，分配到中国工作。

    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学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担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茶开展武装斗争。苏区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

    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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