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2)(4 / 23)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对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更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也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所有反蒋的抗日力量，皆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现实。他始终感兴趣的，一直是拥兵数百万、控制全国政权的蒋介石。他的老朋友鲍罗廷回国后说过一句话：“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想要几条枪。”

    斯大林正是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冯玉祥、蔡廷锴、张学良。

    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提出，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为此，部署大致定为：

    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月开始渡河；

    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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